"粤人治粤"中广州商人的政治抉择

—— 北洋政府时期关税自主_"粤人治粤"中广州商人的政治抉择

来源:中国最美古诗词网 \\ 作者: 史海钩沉 \\ 朝代:近现代 \\ 栏目: 谈古说今 \\ 人气: \\ 更新:2016-06-03

  晚近广州,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,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。

被粤军赶跑的桂系军阀、广东督军莫荣新。资料图片
被粤军赶跑的桂系军阀、广东督军莫荣新。资料图片

  作者:胡其瑞

  城記

  晚近广州,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,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。百年风云,如白驹过隙,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,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,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 节。有时,触动人心的,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———“城记:近代广州细节”要呈现的,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具体、湿碎,小处见大,还 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。

  广州商人一直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,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,他们对政治全方位的参与,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。推其根源,除历史责任外,也是想在时势动荡中,尽最大可能保住自己的商业。

  早期参与:在时势动荡中安定社会

 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地方。蓬勃的商业助长了重商思想的兴起。受此思潮影响下的广州商人,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已经不再着眼于士商的平等地位,而是把商人放到了四民之首,甚至是立国之本,萌发出强烈的时代使命感。

  商人既是四民之首,对于政治局势自然有其关注的迫切心理。毕竟一个强而有力并给予商人有利经商条件的政权,才是真正对经商获益有帮助的。为了凝聚商人们 的力量,广东商人于1905年7月3日在广州设立商务总会,也就是一般俗称的“广东总商会”。商会成立,扩大了商人的组织范围,对于抵制外货的倾销,多少 有正面的帮助。如1904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与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时都可见到广州商人参与其中。

  除了以商业手段关怀国家,广州商人也透过“粤商自治会”在政治场域发声。“自治会”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期地方上成立的相应组织,一方面作为立宪政治的基 础,一方面也作为训练人民参政的机构。粤商自治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为辛亥革命爆发前广东资本家的一个政治性组织,这个组织参与了清末的立 宪与革命运动,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在辛亥革命后广东省的独立上发挥作用。既然名为“粤商自治会”,其成立的目的大抵“为商人保护其本身利权而起”,而该 会在清末所涉入的几项政治事务,包括了中外事务交涉、振兴商业议题,甚至在立宪与革命两股势力之间表明立场。

  辛亥革命发生后,广东总商会发挥了安定社会的重要功能,他们筹设商团、招募安勇并发布公告,以安定人心。广州商会领袖更以实际的财力、人力支持革命党。 1911年10月29日,在七十二行商自治会、广东省谘议局的议员以及诸位绅民的讨论下,决定宣布广东省独立,脱离清政府统治。从商人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 到以人民代表身份发言的表现看来,广州商人似乎已渐渐成为社会的代言人,并在重要的政治议题上发言。许多商人也加入了同盟会,投身革命行列。除了亲身参与 政治,商人还对革命政府进行经济上的支援。由于革命之后,广东库空如洗。因此,甫成立的广东军政府只能靠捐款、发行公债以及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。根据军政 府的统计,从1911年11月9日到1912年5月31日,共收到捐款1,427,698.21元,借款3,813,494元,这笔款项除了外侨捐款之 外,商人捐助也不在少数。同时,为了使市面恢复稳定,商人对军政府发行的纸币表示愿意接受,对临时政权货币的接受,也意味着商人对新政权的支持。

  1913年,由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交恶,发动了所谓的“二次革命”,企图推翻袁世凯政权,但广州商人却采取了抵制的行动。商人甚至不认为这是一次革命行 动,在他们看来,那只不过是一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而已。商人认为实业发展是救国的当务之急、建国的根本之道,与革命派亟亟于争取政权、专注于政治制度的 改造,无论就认知或手段来说,都存在重大的差异;“二次革命”的理由,并没有足以吸引商人的诉求,在商人亟求安定的心理下,自然要遭到强烈的抵制。但广州 商人对袁世凯政权的支持,止于其称帝。商人们反对帝制,甚至“视袁逆为商务不振之祸根”,转而支持反袁“护国军”。护国军之役中,广州商人积极地参与广东 独立运动,并对都督龙济光施压,要求宣布广东独立。不过,龙济光旋即又取消了独立,致使率领护国军的李烈钧与龙济光争夺广东省的统治权,广州差点再陷烽火 之中。最后,龙济光离省,北京政府派朱庆澜担任省长,广州才恢复平静,而商人们在这场政治斗争中,也确实对于政局的安定颇有贡献。

  呼吁与筹款:一切只为维持和平

  在孙中山尚未南下号召护法之前,为了声讨张勋,驻扎在广州的滇军欲北上讨逆,但因缺乏粮饷,督军陈炳焜便向商会借了100万元;非常国会成立之后,商人 便分担起国会常会的经费。尽管南北处于分治的态势,但商人还是寄望和平的。因之,商人一方面对军政府表示顺从,支援军事行动;同时也游走于南北之间,希望 早日解决南北纷争。在军政府成立之初,商人各团体便出面邀请几位具有影响力的人士,希望他们促成南北和谈,可惜并未达成任何结果。

  1920年8月,陈炯明率军与桂系开战,粤桂战争爆发。交战期间,两军主要争夺的战场就是广州。许多居民因担心两军冲突,纷纷携眷逃亡港澳;与广州有商 业往来的外省商人们,也纷纷致电粤商止办货物,以避免受到战争的波及。加上许多盗匪趁机劫掠江河运输,造成城内民生用品与粮食的短缺与涨价,对于商业的往 来与商民的财产都造成很大的破坏。

  另一方面,由于财政吃紧,军费骤增,军政府不得不屡屡向商人伸手借债。除此之外,商民还被要求缴税,以供给大批调往广州的桂军。但是陈炯明却宣称,“如在(再)缴交税饷、借与款项、投卖官产,炯明回粤之日,概不承认为有效”,更令商民无所适从。

  另一被要求借款的是广州盐商。而要求借款的是打着粤军旗帜的李福林、魏邦平组成的广东联军办事处。10月中,李、魏二人向盐商借款10万元,但是盐商表 示无力偿付,最多也只能借出15000元。盐商认为,援助粤军回粤不是盐商单方面必须负担的责任,应当与众商人讨论借款事宜。盐商回绝了李、魏两人的要 求,但李福林却将私盐予以充公,省城盐商为此罢业抗议,时值粤桂战争末期,故李福林让步,归还充公的盐货,盐商罢业才告停止。

 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与损失,1920年9月底,包括总商会在内的广州各社团纷纷出面表达停战的期望。尽管“粤人治粤”的口号喊得响亮,但是广州人普遍仍 然希望粤桂双方可以和平解决争端。因此,七十二行商还特别致电北京当局,希望总统徐世昌可以直接任命陈炯明为督军,使粤军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城,而桂系也会 知难而退地离开。

  基于这个期望,广州各界开始吁请莫荣新交出督印,俾使和平解决,但莫荣新却以“开拔费”当作交换条件,否则不愿交出督印离城。首先,莫荣新以桂军欠饷 1000万作为开拔费的底价,但经各团体代表开会之后,只承诺50万为上限;之后莫氏与各团体讨价还价,要求最少200万,但各团体开会(时各团体已组织 “维持和平会”)的决议,仅能供给150万。这笔款项,将由省城商店居民抽捐租一个月,屋主与铺户各半;而收入较高的赌馆则抽捐三个月,大约可得40万 元,另外部分则要再筹措。但是,莫荣新仍然不满意,甚至扬言自己“不发令,各军断不敢开炮,请放心”,“开拔费有类市物论价,不成问题”,恐吓的意味相当 浓厚。

  为筹措这笔巨款,和平维持会派员赴香港向港商借款,但最后仍无着落。所幸,莫荣新在屡被飞机轰炸的劣势下,与余部仓皇取道北江返桂,最后商人并未付出这笔费用。

  压榨式借款:政商关系恶化

  桂系掌控广东大约五年的时间,因财政困窘,数度向国内外银行借贷,造成庞大的债务。广州商人在这场粤桂战争当中,不但成为双方压榨的对象,甚至担任和事佬,劝说桂系离粤。商人之所以如此,无非是希望借由较少的损失,来换取战事的和平解决,保存最大的商业利益。

  1920年10月底,粤军攻克广州,莫荣新电告各界宣布离粤,将近三个月的粤桂战争结束,粤人治粤的时代来临。由于两军交战之时,省城许多居民避迁香 港,广州城内的商务可谓全部停止,因此粤军甫一进城,便立即劝告商民开业,而随着时局渐渐稳定,至11月中旬时,九广铁路已能照常营行,大部分的商业也多 已恢复。

  为了欢迎陈炯明与粤军的到来,除了在其进城时,各店家纷纷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外,总商会并与商团、善堂及自治研究社等社团共同宴请陈炯明与诸位粤军长官。除此之外,商人面对财政状况吃紧的军政府,也积极地筹款,与对桂系的态度明显不同,毕竟,粤军也算是“自家人”了。

  军政府重建之后,遇到的第一个财政问题便是粤军积欠的军饷。据后来担任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言,粤军回粤途中几乎是一文军饷未发。因此各军都期待回粤之后 有饷可领,讵料回粤之后库空如洗,各军索饷急于星火,而且正值深秋时期,各军衣食俱缺,每日五六万的开销,让廖氏左支右绌,因而紧急函请总商会召集各商人 开会讨论筹款办法。

  军队索饷无着,兵变是迟早的问题;一旦广州再陷兵燹,商人的处境一定更糟。因此,商人也不敢忽视这个问题。各商人代表对于借款一事大多表示赞成,特别是 商人对于廖仲恺颇为信任,加上商人认为“今之政府系吾等大家之政府,将来做成如何,吾等大家可以监督他(指政府)”。另一方面,由于政府有求于商人,对于 利息等问题皆“一听诸君意思”;而商人也很配合地宣布筹借100万元供政府抒困。不过商人也对政府还款的能力颇有质疑,尽管廖仲恺保证以每年800余万的 盐余收入还款,但商人也先对廖氏提出建言,认为宁可延长借期,也不可失信于民;进一步则要求,如果政府还款上有困难,商人是否可以将债款扣抵税款?廖氏对 此自然也是满口答应。最后商人与廖氏以每月1.5%的利率,借款给军政府,对于军政府而言,此款将是一笔足以转危为安的重要援助。

  不过,商人答应得干脆,缴付却很缓慢。到了来年的1月,百万借款只缴付了30余万,财政厅只好派员向商人追缴。同时,由于接近旧历年关,各方面索款孔 急,政府再度邀集商会开会,劝借100万元,以救济年关。尽管商会之前已经答应百万元的借款,但是,目下商人的经济状况仍旧不好,根本无钱可借。究其原 因,主要是1920年下半年粤桂战事影响,加上此年雨量过多,致使丝造业大受影响,商业情况自然不会太好,因此商人缺钱缴付借款,恐非借口而已。

  经财政厅一再催促,总商会在农历年前又续缴10余万元,与先前已缴的加起来共42万多元,但离100万的目标还是很远,因此,财政厅改以总商会名义向沙 面台湾银行贷款50万。但是台湾银行却以尚须请示总行为由而不置可否,眼看年关将近,财政厅采用指定的方式,要求某行某店限期内交出借款,甚至除夕夜也频 频催款,剩余将近60万的借款,仍旧无法收齐,财政厅只好再转向盐商借款。

  财政厅一开口就是50万,但盐商称目前仅能凑足25万,原本希望余款可以向台湾银行借款,但与总商会的情况一样未果,因而转向省银行借款。去年李福林扣 盐事件,已经使盐商有所损失,现又必须要负担50万借款,盐商自然颇有微词,认为桂系政府借款之时还会允以利益交换,而现在的政府只以命令要挟。盐商认为 政府屡屡失信于民,借款只有一去不回的可能。由此可以看出,政商关系在粤军回粤不到一年之间,已经渐渐恶化了。

  ◎胡其瑞,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。

  本文有删节,标题和小标系编者所加,原文收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:《近代广州研究》(第一辑),敬请垂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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