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:张申府与早期中共

——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_最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:张申府与早期中共

来源:中国最美古诗词网 \\ 作者: 纵横捭阖 \\ 朝代:近现代 \\ 栏目: 谈古说今 \\ 人气: \\ 更新:2016-05-21

  1948年10月23日,张申府以学者身份在储安平《观察》上发表“呼吁和平”,要求国共停战,被认为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,受到中共严厉批判。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登报斥之为“人民公敌张申府”,并与之离婚。

年轻时的张申府
年轻时的张申府

1921年春,张申府(左一)、周恩来(左三)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
1921年春,张申府(左一)、周恩来(左三)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

本文作者:裴毅然

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。李大钊率先发表三篇介绍共产主义的文章:《俄法革命之比较观》(1918年7月《言治》)、《庶民的胜利》、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》(1918年11月《新青年》)。赤色思潮开始在京沪知识界流播。不过,及至1921年在俄共帮助下建党,中共还只是星星之火。五四时,如果从“物质”角度,共产主义在中国不过是北京大学的两间小屋,蔡元培为贯彻“兼容并包”办学思想,为李大钊师生提供的一处讨论交流场所。(胡明《正误交织陈独秀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)“一大”召开时,各省代表赴沪路费100元,亦出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的经费。(《包惠僧回忆录》,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)

  从中共创建者到“人民公敌”

  那么,哪些人是中共最早党员?无论党史教科书或社会民间,似乎都不甚了了。事实上,中共最初创建人为三位:李大钊、陈独秀、张国焘。张申府(1893-1986)则是中共北京小组最初三成员之一,另两人为李大钊、张国焘。根据多方材料相互映证,张申府这段晚年回忆大致可靠:

 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,地点在上海和北京。在上海是陈独秀,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。第三国际魏金斯基(即吴廷康)当时来华,首先到北京,对我们讲,要我们建党。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,要陈独秀建党。陈独秀找过胡汉民、戴季陶、张东荪等人谈过,他们都不同意。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,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,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,就写信给我,并要我告诉李守常(即李大钊)。信写得很长,主要讲创党的事,信中说:“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。”(舒衡哲《张申府访谈录》,李绍明译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。)

  河北献县小垛庄翰林之子张申府,原名张崧年,著名哲学家张岱年长兄,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之一。1962年3月2日,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、戏剧创作会议代表,当众向张申府、刘清扬夫妇示谢:“1920年我到法国,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,但很快就抛弃了。我感谢刘清扬、张申府,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。”(《周恩来选集》下卷,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)大革命之初,远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之所以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,亦赖参与黄埔军校筹建的张申府向廖仲恺、戴季陶推荐。只是张申府于1925年退党,转回书斋,从政治舞台前沿隐身淡出,社会知名度因而走弱。

  1948年10月23日,张申府以学者身份在储安平《观察》上发表“呼吁和平”,要求国共停战,被认为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,受到中共严厉批判。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登报斥之为“人民公敌张申府”,并与之离婚。民盟也将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开除出盟。1950年代初,章士钊替张申府向毛泽东求情,要求安排张工作,参与政事,未获允准。1957年,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,划为大右派。此后,张申府彻底淡出历史舞台。1980年代初,张申府复出,担任全国政协委员,其有关建党初始的回忆录亦被官方接纳,成为早期党史十分珍贵的原始材料。

  李大钊与张国焘的分歧

  关于中共初始党员还有一说:茅盾是最初七名党员之一。这一说有一定偏差。根据张申府回忆,因犯“生活错误”被逐出北大的陈独秀去了上海,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取得联系,提出建党设想,然后由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。陈独秀热情极高,说干就干,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留日生,其中有周佛海、田汉、李达等,还发展了施存统、沈雁冰、沈玄庐等。

  张国焘回忆录中,上海小组成员则为:

  陈独秀、李达、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沈定一(玄庐)、邵力子、施存统等七人。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,没有正式加入组织。……沈雁冰、俞秀松等人的参加,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。

  张申府其时不在上海,其名单准确度不高,张国焘参与其事,提供的“上海小组七人名单”相对准确。应该说,茅盾乃中共最早党员之一,但非最初上海小组七成员。

  陈独秀告诉张国焘,上海小组正式成立会上,每个参加者都正式表达加入组织的意愿。《星期评论》主编戴季陶表示与孙中山关系深切,不能成为中共党员,还哭了一场,说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,很想加入,但不能如愿。邵力子则正式加入。《时事新报》主编张东荪在酝酿之初也一度是活跃分子,但接触到组织原则与政治纲领后退出。张国焘认定中共最初诞生于上海,1920年5、6月间商谈筹备,8月下旬正式组建上海小组。(张国焘《我的回忆》,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)

  据张国焘回忆录披露,李大钊对立即建党有不同意见,认为暂时不应过问实际政治。1920年7月,陈独秀与张国焘在上海具体讨论建党细节,长谈中对具体而又重要的党纲政纲,深感茫然———

  经多方推敲,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,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。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“工人无祖国”尚不能坦然接受,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、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在无可奈何之下,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: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,一开始就发表一个《共产党宣言》;我们只是要做边学习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,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,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;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,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,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。因此,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。

 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讨论中,只是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,如党组织不采用党魁制而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,不吸收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者加入等。

  介绍周恩来入党

  北京建党稍晚于上海。1920年8月底,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,向李大钊汇报上海小组成立情况,李大钊认为北京也应发动起来。张国焘也说是他与李大钊“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。”张申府则说1920年9月底,自己与李大钊在寻找发展第三名党员,首先想到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性刘清扬。刘在天津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,领导天津青年进步团体“觉悟社”,1919年代表天津学联赴沪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。1920年9月,刘清扬到达北京,李大钊、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动员她加入共产党,刘清扬个性独立,认为对党组织还不太清楚,要看一看,没同意。李大钊、张申府认为入党不能勉强,只能等刘以后有了认识与觉悟后再说。这样,李大钊再去找了自己的学生张国焘,因为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,热情很高,可能性较大,这样“除了大钊和我,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”。

  张申府说北京小组成立时间为1920年10月,稍后李大钊发展一批北大学生如高语罕、刘仁静、邓中夏、罗章龙等,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、陈德荣、张伯根(这批无政府主义者因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于同年11月退出)。

  北京小组组建略晚于上海小组,但张申府认为北京建党设想与创始成员要早于上海,最早两名中共党员产生于北京———李大钊与自己,不是李大钊与张国焘来发展自己,而是自己与李大钊去发展张国焘,但根据张国焘赴沪日期,应该是李大钊与张国焘去找张申府,而不是倒过来。在此,张申府如果不是回忆有误,便是有点贪功。

  1921年1月,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赴法留学,成为张申府情侣,并由张申府介绍入党。1921年2月,两人再介绍周恩来加入,这样留学生中有了三位党员,便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。但这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自由组合,参加者并没有放弃旧有的组织与思想。如张申府1920年9月给少年中国学会发出一封公开信,提出:“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、减产、绝婚姻。”可见,作为中共初创人之一的张申府,其思想还十分杂芜,在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游移,所谓的三项主张也十分偏激。当时,张申府还提出“列宁、罗素、孔子,三流合一”的观点,而且毕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最新理念结合起来的工作。他尝试着将儒家人文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建立一共同立足点,以便东西新老文化能够达到他所希望的交融合流。

  宁折不弯的无政府主义者

  张申府的退党,源于1925年1月上海第四次党代会。当时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领导,张申府在这一点上与张太雷、彭述之、蔡和森等发生严重分歧,争论异常激烈,张申府知识分子脾气发作:“赞成我多的,我就干;赞成我的是少数,我就滚蛋。”扔出此话后,见自己确是少数,张申府甩手而出,盟友周恩来随他离场以示支持。但周恩来在门外劝阻张不可因一时冲动而退党,必须遵从党纪,返回会场商讨共同立场,适当妥协以求转寰。张申府不肯回头,怒然拔步,周恩来则返回会场。张申府晚年回忆:

  我终于离开,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。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。……周恩来就不同,他是弯而不折。

  1978年,张申府回忆:“四大”会议中为一篇党的纲领发生争论,我认为那篇纲领,是绝对不妥的。有些青年党员乃说我幼稚可笑。我一气之下,表示退党。后来我到北京,大钊、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。

  此后,张申府接受罗素思想,1928年组织第三党,要求完全独立国共两党之外,获得自由政治空间。1926年3月,张申府发表“自白”一文:“我脱离共产党,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。我是无政府主义者,是罗素的信徒。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,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。”“我现在所要努力,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。我相信要换世界,须改人性与变制度。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,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,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。”

  但第三党的活动并不如意,退出政界的张申府转入思想界,1930年代初为清华哲学系教授。1935年,张申府与刘清扬、姚克广(即姚依林)、孙荪荃等人共同发动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,张申府任大游行总指挥,1936年3月被捕,出狱后不久被清华解聘。抗战胜利后,张申府代表民盟出席旧政协。1946年国民党召开“国大”,张申府拒绝出席。1949年前后,张申府本有很多机会赴港,但他实在舍不得北京这块“牵系其根”之地。

  1949年后,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张申府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。此前,他之所以改名(“崧年”一名已用20年):

  因为有许多官宦人家的儿子都用了这个名字。我是喜欢有分别的人,于是我再起了一个名字(指“崧年”):申府,这是参照古时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官的名字起的,意思是治理国家。

  不能参政,他十分憋屈。章士钊为他求毛泽东缓颊,毛未允,说了一句:“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。”张申府认为毛还惦记着1918年与1945年之事。1918年暑假,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回昌黎老家休假,张申府代主馆务,正值毛泽东入馆任见习书记。张申府拿一份书目交毛缮写,毛写完后交上,张一看,全写错了,退毛重写。1945年,毛泽东飞重庆谈判,请张申府吃饭,席间张拿出自己的一著作赠毛,扉页题词“润之吾兄指正”,毛顿露不悦。显然,毛认为张申府此时已不该与自己称兄道弟。

  1949年2月,周恩来派秘书齐燕铭安慰张申府,每月送30元生活费。北京市长彭真亦请张申府吃饭,席间替他惋惜:“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。”9月2日,张申府在北京副市长张友渔安排下,入北京图书馆任职,直至辞世。张晚年说一生摔了三大跟斗:1925年退党、1948年逐出民盟、1957年被划右。

  1980年3月,87岁的张申府向美国女学者舒衡哲坦认自己是“三好男人”———好名、好书、好女人。

  1926年3月,张申府在“自白”中谈及与刘清扬的同居,观点至今十分前卫: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。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……我的意见是,性交、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。

  舒衡哲认为张申府“是他那一辈最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之一”。

(责编:谭文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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