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茶园里喝出来的"保路运动"

——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测试题_成都茶园里喝出来的"保路运动"

来源:中国最美古诗词网 \\ 作者: 定远外邦 \\ 朝代:近现代 \\ 栏目: 谈古说今 \\ 人气: \\ 更新:2016-05-05

    “保路运动”开始在四川、在成都进行时,还是很平和的,但随着“袍哥”的加入,性质开始有了变化。 四川的“袍哥”是有传统的。帮会势力的介入使“保路运动”蒙上了另一种调子,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暴民参与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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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巴蜀开篇—四川保路运动。

  本报记者 刘小童 发自成都

  在中国近代史上,“保路运动”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,也是最值得史学家和各类人文学者探研的一段历史。令人遗憾的是,大部分专家和学者多把研究的热忱及重点放在因“保路运动”爆发才取得成功的“辛亥革命”上,对“保路运动”本身却一直采取相对淡漠的态度。当年“保路运动”的发生背景究竟为何?现实意义又是怎样?彻底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,是正确理解“辛亥革命”的一块敲门砖。

  成都的茶园

  成都人一向以懒散为名,体现“懒散”的方式之一是喝茶—喝茶间或“搓麻”—几乎所有的成都人都对这种看似单调的生活乐此不疲。

  喝茶和搓麻这两大成都人的爱好,多半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直接相关。成都的夏天少有烈日当空,春秋也没有北方漫卷黄沙的狂风,冬季亦温暖和煦。 成都虽不靠临海边,空气倒无比湿润,四季堪称风调雨顺。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造就了成都人的悠闲气质,即便“文革”中,“扫除一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的口号叫得震天响,成都人也没有停止喝茶、打麻将。原先喝茶的私有茶园没有了,那就去街办或国营茶社,照旧二分钱一大碗。

  无论私营还是公办,成都的茶园注定是一个大众聚会之地。蜀道自古就难,皇家的政令传进成都要历经月久,在没有电子传播的时代,茶园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场所。“保路运动”尚未爆发之前,清朝政府以强行摊派或是承诺许愿的方式,向国内多个省份募集大额股金。众多省份之中,最后真正因不满股金被低价回收的是四川人,是成都人。

  单单一场股金纠纷,最后却演化成为声势浩大的“保路运动”,一向懒散的成都人,这一次成了“保路运动”的急先锋。谁也不会想到,在推翻一个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时刻,是一个个成都茶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  1900年,高调的“义和团”最后以一曲愚昧至极的“爱国主义”悲歌自我完结。割地赔款的清政府此时就是再昏庸,也开始痛定思痛,变革被再次提上日程。中国的历史习惯轮回,此次变革,又和先前所有变革者的思路同出一辙。王公贵族们并非意在改革体制,而是又采取了技术革新的手段,其中之一就是:修建铁路。

  当时中国拥有为数寥寥的几条既有铁路,多数控制在列强对手之下。修筑铁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,清政府根本无法一次性提供修筑资金。但铁路是一定要修的,因为这事关“变革”、事关民众对大清的信心。此种情况下,两种修建模式出现:民间商办或借款兴办。

  1903年,迟迟不能上马的“重点工程”已不能再无限期拖延。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上书,提出由四川民间集资建设川汉铁路的方案。这个方案得到了朝廷重臣张之洞的强烈支持,朝内有人好办事,随后不久,光绪皇帝下诏正式成立商部,并喻示“铁路商办成为国策”。

  1904年,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。1905年,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募股集资。1907年,川汉铁路总公司又改为商办。1909年,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开工。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,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“抽租股”,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,值百抽三,用通俗的说法,就是政府摊派集资。

  至此,就股权而言,所有四川人,凡是有川汉铁路股金者,这时已无分贫富贵贱。股权如绳索,把大家一起绑在了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之上—虽然川汉铁路最后并未修成。

  大家同在一列车上,川汉铁路的利益将左右每个人的命运。

    与此同时,通过一场场异常艰难的谈判,张之洞终于从美国人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,赎金价虽高,但粤汉可是货真价实,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。粤汉铁路修筑权收回后,清政府将其交由湘、鄂、粤三省分段建设,似乎一切都向着正常而又美好的方向发展。




(当年为纪念在保路运动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“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”至今还矗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。)

  铁路私有与国有之争

 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具“性格特征”的人物,他在官、商之间自如转换,唯利是图。此人不是标准的政客,亦非成功的商人,但却既谙熟官场政治,又明白通商互利,且具洋务经验。正是这样一个手段巧妙、处事圆滑的人,被安排当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。

  此时盛宣怀身为官商,大力反对民间商办铁路,极力主张铁路国有,并推行借外债筑铁路的手段。或许是太熟悉商人同行们的心态,他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大(实)力又无远识,靠不住。盛宣怀说这些话时忘记自己身在中国,当时的中国人多为小农身世、安于现状;他更应该明白不善于通商的中国人,普遍对外债深恶痛绝。

  中国的众多商人,早已觉得盛宣怀的主张不可取—利益之争在此时得到证明—铁路利润极高,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
  盛宣怀的外债主张被彻底否决,川汉铁路最后成了“商办”,股金也在国内发行,股金发行中基本又以强行摊派为主。因民众普遍不信任朝廷的许诺自古有先,平时惯于放出爱国豪言壮志的商人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—没见到利润,自然不肯提前把钱放出去—真正的股金,于是多数被摊派到平民百姓身上。

  只把希望寄托在修筑铁路而不是体制革新的变革之路迟早会出麻烦。1907年,根据各省陆续汇集到朝廷的调查报告显示,自铁路商办运行以来,各地官绅谁也无法统筹全局,内讧、内斗成了家常便饭;另一方面,体制不畅又使人才缺乏。最重要的是,由于没有监督,很多集资被挪用拿去炒股,浪费、贪污更比比皆 是。

  一边是股金被肆意滥用,一边是需要修筑铁路的湖南、湖北集款无着。

    眼见亏空的坑越来越大,1911年5月,在盛宣怀幕后的极力奔走游说下,昏招迭出的清政府突然宣布“铁路干线国有”。民众尚未反应过来,清政府又迅速与英、法、德、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、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,并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,借款600万英镑。清政府还规定两路的修建将聘用外国总工程师,四国 银团将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。


(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。)

  并非所有革命都源于崇高

  时值两路修筑本身巨额亏损,竣工又遥遥无期,清政府虽然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、湖南、广东的商业股票,但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差异,各省间商股亏损程度并不相同,这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赎回时给予的条件也不相同—湖南湖北高,广东次之。其间,股民、商民虽有抗议,但因政府维稳迅速,抗议之风很快得到平息。残喘过后,再次苟延,至于挺到何时,无人考虑。

 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最终的麻烦出在了四川。在1400万两股金中,有300万两亏空,亏空的原因系川路公司经理参与投机墨西哥橡胶股票造成。更麻烦的是,清政府并不认可这笔亏空。

  真正到了应该共同承担的时刻,却连一个负责担事的人都找不到。

  其实回过头来,用现在的眼光看,法制社会应一切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,股金亏盈都属常态,赚了是你的,亏空也该股民自己承担,这是走到哪儿都属天经地义的事。但那时候是人治社会,没有规矩可讲,麻烦彻底降临:既然公司都可以一会商办一会国有,那好,股民也大可不必讲规矩,股民们不能输,必须盈!

  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。

  在此前提分析之下,“保路运动”的目标和意义,就和历史课本里讲述的多有不同。实际上,并非每场革命的意义都是崇高。“保路运动”之所以在四川(成都)爆发,起源于当事人要为自身的利益(股金)而抗争。川人多为移民,主权意识相对淡化,但维权意识强烈,这正是移民群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。而川汉铁路股份的持有者中,很大部分来自下层民众,每一文钱都是救命根子。最后搞得既不能退回股金,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,群情自然激昂,茶园成了星星之火,眼看就要燎原。

  此时,一个聪明人看到了要出“大事”的端倪,此人是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。王人文久居成都,深谙成都人做事之“德行”,他速奏清朝廷,希望暂缓接收川汉铁路的速度。历史写到这里,不难看出,王人文的这份奏折,虽然不能阻止朝廷最后的倒掉,却能延缓埋葬王朝的葬礼的发生。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按照他的奏折处理事件,或许历史将重新改写。

  然而,历史拒绝重来—体制的僵化造就了太多弊端,护理总督等来的不是表彰,是朝廷的厉声申斥。

  1911年6月17日,成都人不再满足在茶园里商谈国事,他们走出茶园,两千余人正式成立“四川保路同志会”,提出“破约保路”的口号,并开始分路讲演宣传“保路”,同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。在“四川保路同志会”的带动下,全川各地“保路同志分会”相继成立,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。

  清政府再次反应迟钝。1911年8月5日,“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”召开后,原先的“文明争路”思路被激奋的暴民们忽略了。抗争正式升级,由平和转为激烈,罢市、罢课,风起云涌。到了9月,已发展为全省性的抗粮抗捐运动。

  犹如多米诺骨牌,清政府的昏招一个接着一个,既不派人出来对话也不曾有人出来表示。相反,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于9月7日诱捕“保路同志会”和股东会的领导人、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。这一举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,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(今成都蜀都大道“熊猫大厦”附近)请愿,要求释放被捕人员。结果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赵尔丰利令智昏,竟然下令开枪镇压,民众死难三十余人。

  形势顷刻间一发不可收拾。

  “成都血案”后,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,围攻省城。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,彝、藏、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。9月25日,同盟会员 吴玉章、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。川省形势全面失控,清廷急调督办粤汉、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,武昌兵力空虚,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。

  端方之死

  端方,字午桥,号斋,满洲正白旗人,1861年(清咸丰十一年)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。他在政坛崭露头角,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,当时其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(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)督办。维新失败,农工商总局被撤销,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。

  端方似乎比谁都看得清楚,他认为晚清的中国必须变革,但不能激进,要渐进。端方不仅和很多文人墨客都是朋友,自己在篆刻领域亦享有极高声誉。 1911年,正当四川“保路运动”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之际,端方被朝廷委任为铁路督办,等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、和“保路运动”的组织交战正酣之时,端 方却又接到命令,带领湖北新军的两个团入川,协助赵尔丰剿匪,平定叛乱。

  作为聪明之人,端方清楚得很,他知道,四川的战事并不明朗,“保路同志军”声势虽然浩大,但多由非军人的乌合之众组成,缺乏号令,没有训练,如战事旷日持久,或许将作鸟兽散。

  于是,端方的方针是等待,在等待中静观局势变化,等到清军和 “保路运动”的同志军两败俱伤后,自己再来收拾残局。但端方没想到,四川的仗还没打完,武昌倒先变了天。端方准备带到四川的两个团的官兵眷属大多都在湖 北,手下已经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去四川打仗了。1911年11月27日,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半月,端方下属的两团人马发生哗变。士兵们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生擒端方,并把他的头割下,放在浸满煤油的盒子里送到武昌,作为“效忠礼”送给黎元洪和他的新政府。

  端方死得太冤了。端方之死和 “保路运动”没有任何直接关联,而那些“保路运动”的急先锋们,居然还把端方被斩说成是“保路运动”的最大成果。这一说法延续至今,仍旧存在于中学的历史课本里。事实告诉我们,在没有规则的社会中,激进的变革最终极有可能导致暴民运动。如何变革而不激进、纳新而又循序,恐怕是当下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事 情。

  
专访章立凡——“袍哥”与“保路”

  本报记者 刘小童

  时代周报:当年清政府在很多省份发放股金,但保路运动却在成都最先发起,这是什么原因?

  章立凡:强行摊派应该是后来把事情搞大了的一个直接导火索,实际上,这起事件的爆发看似在四川、在成都,但前几年摊派股金的时候,祸根就已经种下了。之所以后来在成都爆发,当然有成都的一些便利原因,如你刚才所说,茶楼这类地方比较容易聚集人等,最主要的还是老百姓对政府积怨多年,趁机全部爆发。

  时代周报: 股金估计被挪用了多少?

  章立凡:大概是两百万左右,和现在比,确实不算什么,但那时两百万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。

  时代周报:你怎么评价盛宣怀这个人,他是促使“保路运动”发生的“罪魁祸首”吗?

  章立凡:把所有的责任都让盛宣怀承担,有失公允,即使没有盛宣怀,以后还是会有李宣怀、王宣怀,终究还是会有那么一位始作俑者出现。其实盛宣怀主张把铁路收回国有,也有他的道理。一直到今天,铁路究竟是应该国有还是商有,也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国有,有它的优越性;商有,也有它的优越性,但局 限性也不小。比如修建铁路是一项耗费资金和时间的巨大工程,商办很难有政府的力量,即使是修建,也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。

  时代周报:但在历史记载中包括很多文献,都把盛宣怀看成是引发“保路运动”的“祸首”。

  章立凡:“保路运动”的确和盛宣怀的左右摇摆有关。企业家有几种类型,如张间,创造出一种发展环境。还有胡雪岩型,投靠政府,弄个红顶子。再就是盛宣怀类型,有新思想、新思维,但投机性极强,这类人最好就是让他经商,如果做官,危害就比较大。盛宣怀为商时,想办法让铁路商办,但为官后,又大力推进铁路归国有。显然,盛宣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,哪边对自己有利益,就为哪边说话,最后导致百姓尤其是持有股金的百姓对他非常愤恨。其实盛宣怀既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政客,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商人,就是亦政亦商的这么一个人。再有,股票本身就有风险,股民盈和亏都是正常,也应该自己承担,你凭什么只能盈,亏了就要让政府买单呢?这就是没道理的事情。

  那为什么老百姓没道理了还要造反?很简单,老百姓觉得你一会可以国有一会可以民营,改来改去的。既然你不守规矩,那我们凭什么就守呢?我们也不守。 说白了,就是没有规矩,也不懂得制定规矩,大家都是乱来。反正政府就怕人多,人多出事就不好办,“法不责众”就是这个道理,这个词也只有汉语中有。

  时代周报;在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,我查阅了一些史料,其实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挽回的程度。

  章立凡:你说得很对。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时候,其实还有很多次机会,手疾眼快一点,把后面的那块骨牌抽出来,也就没有连锁坍塌了。比如,政府可以宣布高价收购股金,或是延缓把铁路收回国有等,机会还多得很,但整个体制出了问题,明明知道可以用一些措施阻止骨牌连锁反应,就是没有去做。

  时代周报:为什么?

  章立凡:对自己没利益的事情,谁都不去想,即使想到了,也不去做,所以清政府眼看事态渐渐演化为一起规模较大的“群体事件”,到了这个时候,还是有挽救措施,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已经给朝廷上了奏折,恳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。可惜的是,上边并不买王人文的账,此时,保路运动已经一触即发了,即使后来不开枪不死人,“保路”这事儿也会发生。

  时代周报:朝廷为什么不买王人文的账?

  章力凡:朝廷太相信自己了,大清江山,稳如泰山,哪有那么容易撼动!结果,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,凡是看似牢固的江山,最后都是很容易撼动的,外界只要稍微给力,它自己就崩盘了。

  时代周报:谈谈端方这个人。

  章立凡:端方这个人实际上很贪婪,巨敛的时候不择手段,但“保路运动”和他关系不是很大。他是在带兵平定途中还没入川呢,就被杀掉。端方的被杀,最后还作为“保路运动”的闪光点载入史书,这是不应该的。“保路运动”开始在四川、在成都进行时,还是很平和的,但随着“袍哥”的加入,性质开始有了变化。 四川的“袍哥”是有传统的。帮会势力的介入使“保路运动”蒙上了另一种调子,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暴民参与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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