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物价:广州工人买单车需三月工资

—— 北洋政府地图_民国物价:广州工人买单车需三月工资

来源:中国最美古诗词网 \\ 作者: 北洋往事 \\ 朝代:近现代 \\ 栏目: 谈古说今 \\ 人气: \\ 更新:2016-04-18

  上海沦陷时,一部全新自行车七百多块,那时工人的工资有多高呢?平均两百多块(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)一个月。换句话说,对工薪阶层而言,买全新自行车需要积攒三个多月工资,买二手自行车也需要积攒两个多月工资。

民国时期中国最通行的自行车款式
民国时期中国最通行的自行车款式

  作者:李开周

  ◎抗战前,买一部单车,相当于一个苦力三年的工钱

  ◎1936年,广州平均每一两百人才一辆单车,比今天的汽车还要稀缺得多

  ◎1930年,在广州拥有一辆单车,每年要交八块多大洋的车捐,非常之高

  1 给交警配发单车,用以追捕肇事汽车

  自行车在民国时期有很多别名。

  抗战时,《大公报》出过一期《自行车专页》,刊有这么一段话:

  自行车,又名“自由车”,《辞源》上叫“自转车”,习俗叫做“脚踏车”,还有人颠倒过来叫“踏脚车”,北方又叫“钢丝车”。其中最不合理的要算叫钢丝车,其不合理与北方叫人力车为“胶皮”一样。自行车、自转车与自由车亦名实不符,最相称的还是脚踏车,但踏脚车又似费解了。

  到了广州,自行车又叫“脚踏单车”,简称“单车”。如1930年7月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公报称:

  本市汽车时有伤毙人命之事,其中能将司机捕获惩办者固多,而被司机乘机免脱者亦时有所闻。此虽截车之法尚有未周,而警察跑步追车亦极困难之事。故除已积极筹划截捕汽车善法外,昨并通饬各区,对于交通警察,授以驾驶单车技能,将来拟置备脚踏单车多辆,发给各交通警察,以备追捕汽车之用。

  市区汽车多,常出车祸,肇事司机多驾车逃逸,交警凭两条腿去追,肯定追不上,所以局里决定给交警配发单车,让交警骑着自行车追捕肇事汽车。

  1931年初夏,广州市公安局果真将计划付诸实施,给交警配了自行车,不过不是每人一辆,而是每三人一辆。为什么不能增加到每人一辆呢?因为那时候的自行车比较贵,无论是买车还是养车,都要花很多钱。

  抗战初期,广州市区中学生选用的国语教材上有一篇文章,讲的是菲律宾华人小学生朴兴桥捐款抗日的故事。朴兴桥说:“我在学校里当童子军,想买一辆单车,可是家里穷,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,于是每天把零食钱放到一个竹筒里,攒了整整三年,终于可以买一辆三十五块钱的单车了。现在日本人打我的同胞,我决定不买了,把这些钱送到中国打日本人!”

  三十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,日军侵入菲律宾前夕,普通店员月薪才九块钱,不吃不喝攒小半年工资,仅够买一辆自行车。

  上海沦陷时,一部全新自行车七百多块,那时工人的工资有多高呢?平均两百多块(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)一个月。换句话说,对工薪阶层而言,买全新自行车需要积攒三个多月工资,买二手自行车也需要积攒两个多月工资。

 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大作《为成都人叫魂》当中回忆说,抗战前一辆单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,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,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。

  所以对那时候的中国普通百姓来说,花一百多块大洋买辆自行车,绝对是一笔不菲的开支,绝对是一次相当奢侈的消费。

  鉴于自行车如此昂贵,所以普通市民在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,会把它当成宝贝一样看待,万一哪天被小偷顺走,那简直就像天塌了一样。

  民国报纸上刊登过一则市井新闻:某小偷正偷一辆非常破旧的自行车,被车主阿唐抓住了,阿唐发了疯似地打他,差点儿把他打死。一辆破自行车而已,至于吗?原来阿唐是一个报贩,每天凌晨都要骑车赶到报社领报纸,自行车就是他的饭碗,而这辆自行车是他借高利贷买下来的,欠债还没还清,真被偷走的话,阿唐只有跳河了。

  2 1949年前,生产单车的关键零件需进口

  事实上,无论是从购买的难度上讲,还是从拥有的数量上看,民国时期的单车都比今天

  的汽车贵重。

  论购买难度,现在工薪家庭买一辆国产入门轿车就跟玩似的,而民国时期却没有完全国产的自行车。截至1949年,即使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,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轮、牙盘等关键零件,大家只能生产车架、车把、链条、鞍座、脚踏、辐条,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进口,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,组装成一辆号称“国货”的自行车。正是因为不能完全国产,所以售价昂贵:一辆普通自行车的售价相当于一个苦力三年的工资、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、一个技师一年的工资、一个中学高级教师半年的工资。

  乍听上去,民国时期的单车好像并不算特别贵——现代白领攒几年工资可以买一部汽车,民国苦力攒几年工资可以买一部自行车,差不多嘛!其实不然,因为民国工薪阶层的绝大多数收入都要拿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支,不欠债就等于祖上烧高香了,再想攒钱难比登天。等买过了口粮、交过了房租,就不太可能攒钱买自行车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因素:咱们现代人买汽车可以分期付款,民国人买自行车则享受不到这一便利,所以购买难度要更大一些。

  再从拥有数量上看,现在一线城市即使做不到常住居民每家每户一辆汽车,或许也达到了几户一辆的水平。而民国时期呢?

  截至1936年,广州市区常住人口一百二十万,自行车不到七千辆,将近每二百人拥有一辆车;上海市区常住人口一百六十万(如果计入农民工则在三百万人以上),自行车一万二千辆,平均每一百三十多个人拥有一辆车。

  由此可见,民国的单车比今天的汽车还要稀缺得多。稀缺到什么地步呢?1930年,一个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士回到老家河北,向她的老姐妹吹嘘她在京城见到了自行车:“两脚一动,轱辘就会转,好像是画儿上的那个哪吒。”老姐妹听了两眼发直,直念阿弥陀佛。可见内地省份很多人从来没见过自行车,遑论购买。

  3 买单车要办牌照,拥有者被划归到富人的圈子

  由于单车的昂贵和稀缺,所以买单车的人也就被政府划归到了富人的圈子,所以政府要通过向单车征收捐税的形式“劫富济贫”。1931年,广州市公用局发布公告如下:

  本市自用及营业脚踏单车二十年牌、照,由今日起开始换领。仰各单车车主一体知悉,务于本年四月一日起至月底止,依期驶车来局,听候查验,照章缴费,换领二十一年牌、照,方准行驶。一经逾期,定必照章执行处罚。幸勿违延,切切此布。

  通过这份公告可以看出,那时候的单车跟汽车一样要办理车牌和驾照,一样要去车辆管理部门办理年审。如果没有车牌和驾照,如果没有通过年检,是不准上路行驶的。要是你非要上路呢?被交警逮到一定罚钱。

  1942年,上海伪政府出台《取缔脚踏车暂行罚则》,明确规定了单车无牌照上路的处罚细则:

  已领号牌而未钉挂者,罚国币五元;

  已领执照而未携带者,罚国币五元;

  牌照全无者,罚国币十元,仍须至公用局登记,领取牌、照,并向财政局缴捐后方准行驶;

  借用他人牌、照,蒙混行驶者,罚国币十元,并将所借牌、照没收,仍须至公用局登记,领取牌、照,并向财政局缴捐后方准行驶;

  行车执照与号牌号数不符者,罚国币五元;

  伪造牌、照者,将原车没收,车主依法究办。

  此处所谓“号牌”,即经政府编号的车牌。此处所谓“执照”,即今日所说驾照。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,自行车上路就无需驾照,只需登记上牌或在车身上打一处钢印编号。到了今天,连登记上牌和打钢印的政策也都完全取消了,随便从哪家买一辆自行车,随时可以上路行驶。可是民国时期既要车牌,又要驾照,两者缺一,就要罚款,如果伪造车牌和驾照,甚至还有可能被交警没收车辆。

  办牌照当然要花钱,1930年广州市政府规定:“单车号数牌每年更换一次,收银五角(毫洋)……行车执照收银三元(毫洋)。”每年审车时换发一次车牌,每次收毫洋五角。自行车驾照则只需申领一次,办理费用是毫洋三元。

  4 拥有单车者要定期缴纳车捐,类似于现在的车船税

  除了车牌费和驾照费,民国自行车的车主还要定期缴纳车捐,类似于现在的车船税。

  现在汽车的车船税是全国统一的,只要车辆类型相同,无论在哪个城市,缴费数目是一样的。而民国车捐则是一个城市一个标准。

  据1930年《北平特别市脚踏车管理规则》:“每辆每年纳捐一元(大洋)。”一年缴一块大洋。

  据1929年《上海特别市脚踏车管理规则》:“每年每辆纳捐二元(大洋)。”一年缴两块大洋。

  据1930年《青岛特别市脚踏车管理及征收车捐暂行规则》:“自用脚踏车每期捐洋六角,营业脚踏车每期捐洋一元。”这里一期指的是一个季度,家庭自用单车每季度缴纳大洋六角,等于一年缴纳大洋两块四角。如果是出租性质的单车,则每季度缴纳一元,一年缴纳四元。

  据1932年建设委员会浙江经济所整理成书的《杭州市经济调查》(上编):“脚踏车捐于七月开始征收,每辆每季纳捐五角(大洋)。”每季度缴纳大洋五角,每年缴纳大洋二元。

  广州市政府则是这样收缴车捐的:“营业单车每月纳捐二元(毫洋),自用单车每季纳捐三元。”出租用的自行车每月缴纳毫洋两块,非营业自行车每季度缴纳毫洋三块。一季度三块,一年就是十二块,按毫洋与大洋汇率,一块四角毫洋兑换一块大洋,所以十二块毫洋等于大洋八块多,所以广州单车的车捐非常之高。

  为什么广州把车捐定这么高?一是因为当时广州经济发达,广州人相对有钱;二是因为广州市政与文化教育事业稳居全国首位,必须开征足够多的税种和足够高的税费,才能弥补市政支出和文教支出所造成的财政缺口。

  5 为何广州车主要把车牌钉在车轮的辐条上?

  最后我们来看看民国人将车牌钉在自行车的哪个部位。

  1935年第60期《四川省政府公报》载:“自用及营业脚踏车领到号牌后,须钉挂于车前柱与横柱交叉处,以便稽查。”把车牌钉在车座前方,车把后方的位置,不容易丢失。

  1930年,青岛规定:“公用局发给之号牌须钉于后车轮支架之右方。”为什么要把车牌钉在后轮支架的右方呢?因为国民政府规定全国人民靠左行驶(抗战胜利后又要求靠右行驶),车牌钉到右边,才能让站在街道中间执勤的交警看见。

  1932年,济南市则规定:“号牌须钉在后座后面。”这跟现在汽车牌照和摩托车牌照所钉的位置是一样的。

  那么广州单车的车牌又钉在哪个位置呢?

  当时广州单车的车主习惯把车牌钉在车轮的辐条之上,这样做有一个“好处”:车轮转动,车牌也跟着飞转,当你违章的时候,交警只要抓不住你,就没有办法抄牌开罚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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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国影星缘何热衷骑单车

  民国年间,普通市民把自行车当成重要财产,有时候就连电影明星也把自行车当成了自己的宝贝疙瘩。

  1941年第88期《青青电影日报》刊登明星丢车八卦一则:

  周起进进出出,总是用着他的一辆脚踏车,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的,一忽儿来,一忽儿去,因此电车、公共汽车浑然与他无关。有一天,周起从家里出来到公司里去,忽然发觉脚踏车不见了。周起对于这脚踏车好像是朋友一样,一旦遗失,好不伤心。他四处找寻,总不得要领,于是只好听天由命。不料过一会儿去看看,这辆脚踏车仍好好的放在原处,这一来一去,真像变戏法一样。后来有一个朋友来向周起说:“刚才借你的车,没有通知你,你找苦了吗?”周起才知道是这位仁兄借去的,并没有鬼祟作怪。

  周起是民国时代电影大腕,曾经出演影片四十多部,还跟周璇共演过一部《三笑》。在1941年,他出演一部电影的片酬已经高达十万元(法币),就他个人财富而言,自行车绝对不是珍贵物品。可他骑惯了这辆自行车,于是这辆车也就成了他的“爱车”,在他心目中也就变得贵重起来。

 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:民国时期并不是没有汽车,周起干嘛不直接买汽车,非要骑辆自行车“在马路上风驰电掣”呢?

  民国明星确实有买汽车的,梅兰芳买过,胡蝶也买过,但是到了后来,他们的小汽车就不灵了。为啥?因为正闹世界大战,全球都闹油荒,尚未出产石油的中国尤甚。从1941年到1945年这几年,国统区的国民政府和沦陷区的日伪政府都在限油,加油站供油限量,私家车加油凭证,当局号召“油改气”、“油改炭”,甚至要求车主用豆油和桐油来代替汽油和柴油。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都改成了木炭汽车。

  因为油荒,所以明星们的汽车就束之高阁了,电影界里四轮变两轮之风盛极一时。1943年《申报》有一则新闻的题目叫做“男女明星的脚踏车热”:

  周璇花七百多块(中储券)买了一辆新车,结果,学车跌断了脚踝骨;陈云裳花四百多块买了一辆七八成新的二手车;陈娟娟的奶婆禁止娟娟在夜里踏脚踏车;刘琼也骑了一辆车子凑热闹……因为明星们不便乘公共车子,所以三十六着,还是自备两轮车子为上乘的了。备一部包车,要用一个车夫,实在吃勿消,因此自由车威风了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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