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神追求的强度和深度

—— 精神追求的强度和深度

来源:山西晚报 \\ 作者: 诗王 \\ 朝代:近现代 \\ 栏目: 现代诗歌 \\ 人气: \\ 更新:2020-02-14

上世纪90年代,是山西诗歌转型的重要时期,旧传统的诗歌格局依然占据主导地位。应该说,山西现代诗歌是从潞潞开始的,但潞潞作为先锋诗人的代表,与旧传统依然保持了策略性的友善,并没有在地域性的打破和重构中发挥颠覆性的作用;包括非默等其他诗人,也是如此。与同时期四川等地现代诗歌多点冲锋的态势相比,山西呈现出温文尔雅的局面,直到一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崛起,山西现代诗歌才具备了谈论的基础。无疑,宋耀珍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

回过头来谈论一段诗歌历史中的一个诗人,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:这个诗人的作品是否已经失去温度?那么,宋耀珍的诗歌是否经得起重读?

第一,先谈谈宋耀珍的哪些诗歌值得重读。

我认为,一个成熟的诗人应该具备3个条件:一是在一段时期有相对稳定的、独立的诗学主张和写作追求;二是有与自己写作追求相对应的诗歌文本;三是他的诗歌文本能够对别人的写作起到唤醒的作用。显然,一段时期,耀珍的写作在山西形成了强烈的刺激。

如果选择10首诗歌,我们可以把这些篇目罗列出来:《一个牙疼的人》,当然这是一首广泛传播的作品;接下来是《肖像》《和解》《强权》;再下来是《创造一把椅子》《歌谣》;再下来是《西里峡谷的夜》;最后是《在新庄谈美》和《空白》;另外一个,可以把《2003年3月23日,诗人之死》或者《最美的夜:献给妻子》放进来。这个选择是严苛的,如果宽泛一点,应该说耀珍的每首诗都不失水准。

上世纪80年代,忻州师专物理系的一个毕业生,回到了静乐小城当老师,清高,瘦弱,长发,喝酒,抽烟,孤愁,像极了中国同时代的任何一个青年诗人。这种与小县城生活格格不入的严重反弹,又加深了诗人身份的自我确认。那个时候,耀珍与赵孟天、赵泽亭等另外几个长发飘飘者,甚至想合伙流浪。后来,耀珍从老家静乐到了山城古交,显然这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逃跑。讲这一段经历的目的,就是说宋耀珍从一开始就果断地完成了诗人身份的自我确认,没有任何犹疑和摇摆,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“一个诗人”的写作。这,使他的写作一直背负着一种精神的重量,仿佛有一种作为诗人的使命需要自己完成,他一开始的写作就是庄重的。

尤其是对昌耀诗歌的极端推崇,这必然造成无意间的精神模仿或者叫精神映射。是的,耀珍的写作一直携带着巨大的重量,他的每一首诗都是拼尽全力地去写,形成了一鞭一痕的刻度。这种写作状态呼应了博尔赫斯在一次访谈中说过的话:“首先,读自己喜欢的书、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书籍;第二,只有到最后,不得不写的时候,再写作。”

第二,接下来谈谈宋耀珍的诗歌为何经得起重读。

作为“一个诗人”的写作,无疑就是要写出“一个人的汉语”,这才是支撑点。

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日常性写作。显然,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日常性写作使诗歌回到了常态,即从装模作样的紧张状态回到自然的、自发的状态;同时,日常叙事也成为很多人的诗歌手段。但即时的、轻便的、小巧的、炫技的衍生属性,使这样的诗歌过于泛滥,大大模糊了个体写作的辨析度。加之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,浅层面的相互感染成为很多写作者速成的“抄袭病”,这已经成为当下诗歌的一个重要现象,小感觉、小情绪、小质量,比比皆是。总体上来讲,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“借助”的写作,语言与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没有发生深度碰撞,仅仅是写得好看而已,或者说会写而已。而耀珍一直在拒绝这种日常性写作,把轻浮的因素剔除得一干二净。深度地切入耀珍的诗歌就会发现,正是他超拔而惊人的语言能力,成就了其作品持久的鲜活度。细分一下,一个是强大的语言推进能力,一个是控制性和准确度,一个是节奏感。

耀珍的语言推进能力体现在对句群的调度上,通过有效的结构复合,形成句群力量,呈现出强劲的语势和深远的气息,从而给阅读者造成强度打击。在《一个牙疼的人》《创造一把椅子》《空白》等作品中,其语言推进能力得到充分的展露。《一个牙疼的人》前面的语句急速推进,到了最后,用一个长句子把节奏舒缓下来,“天完全暗下来/这个可怜的被牙齿折磨得/精疲力竭的人,禁不住掩面痛哭起来”。在《创造一把椅子》中,通过“蓝色”与“椅子”的反复对应、交换、重叠、融合,深度调度阅读者的呼吸,“椅子陷入蓝色的天空/蓝色无穷无尽,椅子吸收蓝色/蓝色在歌唱,歌唱椅子/歌唱椅子给单一蓝色带来纷繁/歌唱中,充满对创造者的感恩”。在《空白》中,第一节的尾句为“但我所要说的空白不是这些”,第二节的尾句为“但我所说的空白不是这些”,第三节的首句为“我所说的空白不是这些”,第四节的首句为“但我说的空白不是这些”,而最后一段的首句为“而我说的空白不能是这些”,通过一个语句的变化,构建了一首诗坚固而复杂的形体。

语言的“控制性”和“准确度”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关联,对语言的失控必然带来表达的混乱,甚至多余、乏力。《在新庄谈美》中,最后一节或许能对此作出阐释:“我更清晰地看到的/是根。在翻地或建筑屋/掘地基时,常常被挖出/抛掷在空地上,裸露的根/它们很少有枝干样笔直的/它们弯曲,可以看出/延伸时的艰难,黑暗的泥土下/的鏖战。在转折的点上/凝结成骨节,诉说着失败/我隐隐听见此处的叹息/它们由此而改变方向,这样的图景/也在我的灵魂中发生/它抹去一切生存的区别/让我透过四季的无数次重复和劳作/看了遏制不住的美。”

至于语言的节奏感,是个复杂的、多变的技术,在表现方式上各个不同。而宋耀珍的诗歌在句式的使用、语速的掌控、手法的变化等方面,形成了可以把阅读者强烈“带入”的节奏力量,也就是独特的诗歌气息。在《歌谣》中,共9节,每节两行,句子细密、清纯、透亮,第五节和最后一节重复吟唱:“饱满的麦子献给谁/金黄的麦子献给谁。”

第三,宋耀珍的写作作为一种现象带来的思考。

近年来,耀珍逐步转向了其它文体的写作,这个转向必然是在诗歌写作上遇到了困扰。那么,这个困扰到底是什么?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?

显然,如果缺乏对诗歌写作本身的追求,就不会面临写作对自身的困扰。在诗集《第三人称》后记中,耀珍说:“现在,我的青春时代正在逝去,同时逝去的还有对诗歌的狂热与梦想。我意识到,一个人必须对生活与家庭承担责任,这种责任使当下的生活变得紧张、忙碌和心情烦乱,但却使我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和对待诗歌。”在我看来,耀珍的这个辩解是对诗歌写作根本问题的模糊和回避,他的另一本诗集名字叫《结束或开始》,或许,这恰恰才是最好的注解。

每个诗人都面临着能不能持续写作的问题,也面临着还能写出什么样的诗歌的问题,这些问题与我们越来越紧迫的生命问题重叠在一起,增加了无限的趣味性。而我认为,诗歌解决不了诗歌自身的问题;或者说,诗歌只能有限度地解决诗歌自身的问题,最终支撑诗歌写作的,是一个人精神追求的强度和深度,这才是关键。

或许耀珍写作上的跨界,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跨界,难道他真正热爱的写作不是诗歌吗?作为一个诗人,他只是进行暂时的调整而已,我相信他依然保留着诗歌写作未完成的“隐痛”。记得有次与诗人非默聊到后期写作的问题,非默很坚定地说,再拼一把。应该的,耀珍还有一场猛扑。

石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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